毒药自古就是杀人的武器,历史上相关记载也较多。有人统计过中国历史上被毒药夺命的皇帝就有22位,王公大臣和黎民百姓就更不计其数了。作为杀人武器,毒药追求的是方便快捷、干净彻底,最好是还能不露痕迹,这样的毒药无疑是“好毒药”。“好毒药”都喜欢,使用频率高了就成了著名毒药。网上说中国古代有八大毒药、九大毒药或十大毒药,但有的毒药只是传说而已。作为药学工作者我们不能人云亦云,现在笔者就从专业角度来说说这些著名毒药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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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汗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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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气指数】6星

【效果特点】中毒者出现昏睡、肌无力、闭汗

【使用方法】掺入酒中饮用

【来龙去脉】“蒙汗药”一词始现于元代,但不要认为和蒙古人有啥关系,因为它一开始叫“懵药”,懵懂的“懵”,意思是让人迷糊的药。后改为“蒙汗药”,这里的“蒙”不是蒙古的“蒙”,是蒙蔽的“蒙”,蒙汗药就是不让人出汗的药。蒙汗药名声鹊起是明朝的事,为其造势的是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有人统计《水浒传》中蒙汗药出场达17次之多,这有点像现在的影视明星,演技不重要,提高上镜率才是关键。

今拣其中描写较详细的七雄智取生辰纲来说明蒙汗药的效果,话说青面兽杨志押解生辰纲,来到黄泥岗。“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正口渴难耐之际,七雄之一的白胜化妆成卖酒人送来“及时酒”。开始杨志还有警惕性,但架不住晁盖等人极力诱惑,又有“猪一样”的队友苦苦相逼,最终还是着了道。队友们一个个“倒也”、“倒也”地睡到在地,杨志身体好,最后一个倒下,眼看着别人从容地拉走自己的货物,空有一身本事,只是挣扎不起。一时三刻过后,这些人都渐次醒来,却苦了个杨志因无法交差,落草为寇去了。这里杨志等人中的就是蒙汗药,从症状看蒙汗药应属于麻醉剂,主要作用于神经系统并有明显的肌松作用。那么蒙汗药是什么成分呢?可惜没有典籍记载,我们只能靠症状去推测。有人认为可能是附子或乌头类的中药,因这些药材都含有一种叫乌头碱的有效成分,乌头碱药理作用强大,毒性也高,稍有不慎会使服用者殒命。乌头类中药具有良好的镇痛作用,也可用作局部麻醉药,这好像与蒙汗药的特点有相似之处。但乌头碱是拟交感神经兴奋药,中毒后的症状应该是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肌肉强直、面色潮红、上吐下泻、大汗淋漓。这明显与蒙汗药的效果不符,因此蒙汗药应该不是乌头类的中药,起码不是主要成分。

另一种说法是茄科植物曼陀罗和天仙子,曼陀罗原产地在南美,也叫洋金花;天仙子的种子入药叫莨菪子。两种植物都含有一种成分叫东莨菪碱,药理作用也非常强大,后来人们对它进行结构改造,就成了现在临床上常用的阿托品。东莨菪碱是拟交感神经抑制药,中毒后一般先口干声嘶,再谵妄抽搐,最后昏睡不醒。这些症状与杨志等人症状高度相似,因此蒙汗药用曼陀罗或天仙子制成的说法比较靠谱。另外,东莨菪碱有抑制汗液分泌作用,这也正与“蒙汗”二字相称。这其间也存在一些疑惑,那就是东莨菪碱起效缓慢,服用者达到昏睡状态一般需要数个小时的时间,而杨志等人十几分钟就被麻翻了。分析原因,一来文学作品非客观描写,二来用药剂量较大,第三就是蒙汗药可能是复方制剂,除了曼陀罗或天仙子之外还有其他药味。蒙汗药的配方已经失传,目前网上叫卖的配方,都是骗人的,其广告本身就是一剂“蒙汗药”,世人切莫上当。

如果说曼陀罗或天仙子是蒙汗药的话,那其历史可上推500年。唐朝人有将曼陀罗用作战争武器的记载,只是那时还不叫蒙汗药而已。唐朝有个名声可与蒙汗药媲美的安禄山,此人阴毒至极,镇守渔阳时与契丹人对峙,他不直接开战,而是剑走偏锋用加了莨菪子的酒招待他们,趁酒后昏睡,直接挖坑埋了。契丹人嗜酒如命,屡屡中招,前后不下数十次,每次数十人,这真做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无独有偶,宋朝有个叫杜杞的人受命平定广西叛乱,也采用了这个方法,他借招安之名,宴请所有义军首领。喝的是加了曼陀罗的酒,酒后这70余名与会代表就被一网打尽。从以上故事可以看出酒与蒙汗药是绝配,一来可掩盖药的形和味,二来可增加药效。酒当然指的是当时的榨酒,如果是现在的蒸馏酒立刻会被拆穿,那就成了“赔了脑袋又折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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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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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气指数】6星

【效果特点】中毒者口干、呕吐、腹痛、眩晕、昏迷、七窍出血、呼吸困难、死亡。

【使用方法】掺入食物或饮品

【来龙去脉】“鹤顶红”名字听着有文艺范,其实它有更接地气的名字“砒霜”。为什么大家熟知的砒霜又被称为鹤顶红呢?丹顶鹤体态优美,深受人类喜爱,尤其是头顶上那块鲜艳的红色皮肤显得靓丽高贵。丹顶鹤喜欢吃蛇类,本来这是很正常的食物链法则,但古人不这么认为。蛇毒性大,丹顶鹤吃那么多蛇都毒不死它,那丹顶鹤的毒性肯定更大。不信?丹顶鹤头顶上的红色皮肤就是证明,因为蛇毒都聚集在那里才红的。

皇帝赐死大臣、嫔妃时用的也是砒霜,但这个药物民间也在用,都叫砒霜显得不够档次,缺少皇家风范,这时想到了丹顶鹤,那就叫“鹤顶红”吧。换言之,鹤顶红是身份高贵的人才配享用的毒药,普通百姓只配用砒霜。如果被鹤顶红毒死的人泉下有知,了解到鹤顶红就是砒霜的话,会死不瞑目的。砒霜有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毒死的人有名,据说大名鼎鼎的光绪皇帝死于砒霜;另一个名气更大,那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拿破仑。现代的古装剧对鹤顶红名气指数也有较大贡献,有一镜头总是反复出现:太监手捧用红绸包裹瓶塞的白色瓷瓶,出现在一个大臣面前,幽幽地说出“皇上赐死”四个字。砒霜的毒性源自自然界存在的一种元素砷,砷的化学性质比较活泼,大都以化合物形式存在。天然矿物砒石的主要成分是三氧化二砷,砒石又有白砒和红砒之分,白砒相对纯净,红砒则因里面有铁等金属元素而现红色。另外,矿物雄黄和雌黄里面的主要成分则是硫化砷。这些天然矿物都有较大毒性,可直接用来下毒。将这些矿物煅烧后收集烟雾冷却,就得到升级版的毒药“砒霜”,其成分是纯化的三氧化二砷。砒霜无色无味,确实具有成为著名毒药的潜质。影视剧里经常有拿银针试毒的镜头,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天然砒石或雄黄里含有硫元素,遇到金属银就会生成黑色的硫化银。但前提是下毒者用的是低档货,如果用的是纯化成度足够高的砒霜,那就瞎子点灯白费蜡了。砒霜剂量大了会造成急性中毒,中毒人异常痛苦,面目恐怖。《水浒传》里潘金莲给武大郎下药剂量较大,武大郎的症状属于急性中毒。小剂量砒霜则不易察觉,但日积月累可导致慢性中毒。由于砒霜有导致毛细血管破裂的作用,因此中毒者刚开始反而面色红润。以后毒性逐渐显现,表现为肢体麻木、衰弱无力、免疫力低下、直至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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砒石和砒霜也不是只用来下毒,它们都是载入药典的中药材,只是毒性太大,剂量难于把握。最初用来治疗疮疥毒痈,现在研究认为对白血病有一定疗效。砷元素本身无毒性,但以化合物形式存在就有了毒性。为了身体健康应尽量远离砷,但砷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想躲开也不容易。不仅很多农药里有砷,有时砷也可以作为家禽促长剂加入饲料,国家虽然明令禁止,但在利益驱动下仍有人在使用。另外,贝类等海产品里砷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长期吃海鲜的人应有所节制,想想鹤顶红,这个问题也许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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鸩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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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气指数】5星

【效果特点】中毒者七窍出血,立刻死亡

【使用方法】羽毛搅拌酒水后饮用

【来龙去脉】鸩酒在毒药界资格最老、名气最大、争议最多。鸩酒的使用历史可推溯到遥远的春秋时期,曾有晋献公的宠妃骊姬企图用鸩酒谋杀太子申生的记载,因此,鸩酒老资格地位是不可撼动的。说它名气最大,那是因为历史记载太多,从春秋一直到明清不绝于耳。还有专门针对它的成语存在如“饮鸩止渴”“宴安鸩毒”“惧鸩忍渴”等。鸩酒的争议多,则因为其原材料“鸩”已经灭绝,鸩酒也不可复制;甚至有人怀疑鸩酒是否真的存在,它有可能是一个“历史的谎言”。那么鸩酒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看有关鸩的传说。传说鸩是一种毒鸟,体型庞大,叫声凄厉,有紫黑色羽毛、长长的脖子和鲜红的长喙。鸠专以毒蛇、蜈蚣、蝎子等有毒的动物为食,因此它身上积满了各种毒素。鸠毒性之巨,被说的神乎其神,鸩的屎拉在石头上,石头也会腐烂如泥;鸩的巢下数十步之内寸草不生;鸩鸟饮水的小溪,各种虫类都会被毒死;羽毛在酒中浸一下,酒就成了鸩酒。鸠酒不仅毒性强烈,而且起效迅速,《后汉书》中说它“未入肠胃,已绝咽喉”,这速度只能按秒来计算。物极必反,任何事情过分渲染,反而令人生疑。持否定论者认为自然界中这种鸟类不存在,鸠酒的毒性有可能是在酒中加入了附子或乌头等毒性中药材而引起的。持肯定论者则认为汉、晋、唐、宋等朝都有明确的典籍记载,不同朝代的人不可能组团来忽悠我们;另外,药圣李时珍是个比较严谨的人他在《纲目》里也认为有鸩鸟存在,并说将鸩鸟的喙刮一点下来外敷可疗毒虫咬伤。但现在这种鸟已经灭绝,连个标本也没留下,这种争议好像成了历史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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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92年,鸟类学家在大洋洲巴布新几内亚发现了一种叫冠林鵙鹟(音居翁)的鸟,这种鸟的羽毛上竟有一种类似于箭毒蛙的剧毒毒素。冠林鵙鹟外形与鸠很相似,只是个头小了一点,应该是鸠的近亲或鸠出国后后代发生了变异。这从侧面证明鸠在中国历史上真的存在过,屈原诗歌里的鸠鸟也不是这老头酒后的胡言乱语。历史上哪些死于鸩毒的名人吃的也不是冒牌货,是真品。这些人有秦朝相国吕不韦、刘邦之子赵王如意、西汉大臣王忽和许皇后、汉平帝、东汉西蜀大臣李业、南唐优人申渐高等。鸩鸟为什么会突然灭绝呢?首先这种鸟类本身是稀有物种,杀一只少一只;其次是中毒后场面太过惨烈,据说申渐高中毒后脑裂而死,因此,遭到朝野的共同抵制;另外鸩毒配制工作属高危职业,需要技术精湛的医士出面,行业名称叫“鸩者”。鸩者在犀牛角、兽皮的保护下才能接触鸩毒,稍有不慎,即会引火烧身;试想这么危险的活谁愿意干。晋初,朝廷明确下令严禁鸩毒,并不准鸩鸟过江。当时任荆州刺史的石崇,曾经捕获了一只鸩鸟雏,交给手下养护;有人告发了此事,朝廷下诏命令立即把鸩鸟当众烧死。东晋穆帝司马聃在位时,大臣王饶向朝廷进献鸩鸟,皇帝大怒,鞭打王饶二百,也把那只鸩鸟当众烧死。这样一来二去,鸩鸟就逐渐灭绝了。唐宋以后有关鸩酒记载明显减少,看来鸩鸟正是灭绝于那个时代。鸩鸟没了,但人还得杀,砒霜等代用品的出现填补了这项空白。由于鸩酒的名气太大,以后凡是下了毒的酒都叫鸩酒,因此,唐宋以后史籍所记载的“鸩杀”用的可能大多是“冒牌货”。例如《水浒传》里说潘金莲鸩杀亲夫,但用的其实是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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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机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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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气指数】4星

【效果特点】中毒者肠胃剧痛、全身抽搐,头足相就如同弯弓的形状

【使用方法】掺入食物饮品、粉末吸入或皮肤接触

【来龙去脉】牵机药的“机”指的是古代作战武器弩机,也有人说是织布机,弩机牵拉后呈弓形,古人织布身体也要弯成弓形。牵机药形象地描绘了中毒者死前的身体状态,可想而知那是相当痛苦的。牵机药在历史文献中记载较少,之所以成了著名毒药,是因为下毒者和服毒者都是历史名人。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南征北讨成为大宋王朝的开创者,最后灭掉的两个国家是后蜀和南唐。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孟昶和李煜先后被俘,都安置在东京汴梁监视居住。表面上好吃好喝,生活条件不错,但从皇帝到囚徒落差实在太大,两人对现实不满那是肯定的。可这赵匡胤偏偏有个爱好,就是喜欢向别人借老婆。孟昶的老婆花蕊夫人和李煜的老婆小周后,都让赵皇帝借用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孟、李二人只得忍气吞声,活的那叫一个憋屈。孟昶在开封活了一个月,就被赵皇帝用牵机药毒死了,花蕊夫人也名正言顺地成了赵家媳妇。孟昶名气不大,他的死状正史未作记录。李煜就不一样了,他皇帝工作干得不怎么样,但词写得一级棒,有千古词帝的美誉。李煜死于牵机药是正史有记载的,下毒者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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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太宗光义派了个叫徐铉的大臣去观察囚徒李煜的生活状况,这李煜如果像刘阿斗一样乐不思蜀,也许能逃过一劫。但他非要把不满挂在脸上,不但痛哭流涕还酸唧唧地作词说“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赵光义一听,这是人还在心不死,想复辟啊,就给他一剂牵机药,让他向东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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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研究认为牵机药的主要成分是中药马钱子,它是马钱科乔木马钱的种子。这马钱原产印度、越南等地,种子形状像鳖,因此又叫番木鳖。马钱子有通络散结、消肿定痛的作用,可用于痈疽、跌打损伤、风湿痹痛等症,现代还尝试着用来治疗癌症。但马钱子有大毒,用药必须谨慎。现在知道其中含有两种生物碱:马钱子碱和番木鳖碱。两种生物碱对神经系统有强兴奋作用,可造成全身肌肉强直收缩,最后因无法呼吸而死亡;更诡异的是死者往往带有苦笑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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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肠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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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气指数】3星

【效果特点】胃肠道毒性反应

【使用方法】直接食用或作茶饮

【来龙去脉】传说神农有尝百草的胆量绝不是蛮干,他是在身上藏了解药的。这解药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茶叶,茶叶可解百毒。当他感觉中毒时就大嚼茶叶,次次都能化险为夷。直到有一次,神农在一个向阳的地方发现了一种叶片相对而生的藤,这种藤上开着淡黄色的小花,于是神农又开始了他的尝药工作。摘片叶子放进嘴里咽下,隐隐有不适之感。但就在他刚要拿出解药的时候,毒性迅猛发作,肠断而亡,一时大意葬送了这个伟大人物的生命,从此这种植物也被人们称为“断肠草”。在我国古代断肠草不是指一种药物,而是一组药物的总称;这类药物的共同特点是有剧烈的胃肠道毒性反应。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种:

钩吻  

钩吻是马钱科植物胡蔓藤的全草,有大毒。据说吃了它的茎叶后腹痛不止,半天后肠子变黑、糜烂,因此老百姓叫它“断肠草”。初看这个名字怪怪的,其实这里的“钩”就是指金属钩,取“金钩吊喉”之意。“吻”可不是现在亲嘴儿,它是通假字,通现在的“挽”就是拉扯的意思。吃了钩吻后如金钩吊喉、牵肠挂肚,这名字很形象。钩吻有时写作“勾吻”,那意思就变成“勾引”了,这个责任应该由金庸先生负,都是他在《神雕侠侣》中用断肠草来解小龙女的情花之毒,错把“钩”写成了“勾”。钩吻广泛分布在中国南方地区,本来是消肿止痛治疗疮疖的良药,尤其对风湿痹痛和神经痛疗效显著,但毒性太多医生多不敢使用。《纲目》问世之前古代从未将其载入药学典籍,一般在乡村用作杀灭蛆虫的农药。现代研究认为其主要有毒成分是钩吻素,而且有甲乙丙丁等多种,主要作用部位是神经、呼吸、循环系统,胃肠道的毒性反应只是表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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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公藤

雷公藤是卫矛科植物,根入药。要说中国人最敬畏的神灵除了阎王爷手下的牛头马面,那就是玉皇大帝手下的雷公电母。雷公发怒,天地变色,山川震撼。将一味中药材命名为“雷公”可见其药性之剧烈。与钩吻一样,雷公藤自明朝开始才用作治疗人类疾病的药物,以前也是用来杀虫灭鼠的。李时珍对这种植物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它也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地区,在云南叫“火把花”,在湖南叫“黄藤”。这种植物的茎叶都有剧毒,毒性最大的部位是根皮,因此后来用作药物时大都将根皮去掉,只留毒性较小的木心部分。雷公藤胃肠道毒性与钩吻非常相似,因此也有个别名“断肠草”。这雷公藤祛风湿通经络,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较好疗效,尤其是能治疗麻风。这在以前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新中国建国后困扰南方的两大疾病,除了血吸虫病就是麻风病。得了麻风病基本等于判了死刑,而且生不如死。湖南岳阳一青年不幸得了麻风,就想到自杀,碰巧这个地方漫山遍野地长满了雷公藤,他就薅几把大嚼,没想到人没死,病反而好了。这一下引起政府重视,开始组织人员研究雷公藤的抗麻风作用,并在福建古田专门成立了麻风病院。当时研究条件相当差,但研究人员的态度是杠杠的。他们组成 “尝药敢死队”,以身试药,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缺乏科学的管理,事故频发,先是研究室发生爆炸,后来患者自行加大剂量中毒死亡。随后领导者被撤职查办,研究工作被迫终止。雷公藤中含有雷公藤碱和雷公藤多甙等多种有效成分,目前市面上的雷公藤制剂的主要成分一般为毒性相对较低的雷公藤多甙,临床用来治疗红斑狼疮和慢性肾炎等免疫性疾病,虽有疗效但安全性仍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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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毒草

狼毒是人类认识较早的中药材,在《本经》里有狼毒的相关记载。但认识的早不等于认识的清,直到现在我们对它的研究还很不全面,它的种类分布、称谓别名、药性功效仍存在较多模糊地带。狼毒在医生处方里出现的机会很少,多数人都是从中医“十九畏”里的一句“狼毒最怕密陀僧”知道有狼毒这味药材。这句话的本意是狼毒与密陀僧配伍毒性会大大增加,这有没有科学道理姑且不论,但起码不严谨,因为狼毒本身毒性就很大,不需要别人帮忙就能完成夺人性命的任务。被称为狼毒的药用植物有多种,分属于瑞香科和大戟科。瑞香科狼毒主要分布在以甘肃为中心的西北地区,我们暂叫它“西北狼”;大戟科的狼毒大戟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地区,俗称白狼毒或猫眼草,我们暂叫它“东北狼”;大戟科的月腺大戟主要分布在安徽、河南、山东、江苏地区,我们暂叫它“中原狼”;云南地区则有两只“狼”,分别是大戟科的大狼毒和鸡肠狼毒。这些“狼”属于不同家族,药效不完全一致,共同点是都有“狼性”,使用不当就会中毒,狼毒这个名字就是毒性堪比恶狼的意思。中国人讲究正朔,这些“狼”哪个是正宗呢?《山海经》记载“狼山多毒草,盛夏鸟飞不能还”,就是说狼山这个地方遍布毒草,鸟只要着陆就会被永远地留在这里,大家认为这是关于狼毒草的最早记载。那么狼山在哪里?古时狼山在西北,现在属内蒙古,因此瑞香科狼毒是正牌狼毒,其它都是副产品。瑞香狼毒根入药,有祛痰、消积、止痛的功效,一般用于治疗结核、疮瘘。瑞香狼毒中毒后症状是腹痛、腹泻、里急后重,因此又被称为“断肠草”,其它地区的狼毒是没有“断肠草”这个别称的。瑞香狼毒植物根系特别发达,耐寒、耐旱,生长在沙漠与草原的中间地带,一般有了它那就预示着草原沙漠化为期不远了。这种植物没开花时在草尖上一个像火柴头一样的红骨朵,开花则成了白色,连成一片景色优美至极,因此有人说它是草原蜕变成沙漠前的最后一道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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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头

乌头是毛茛科植物的块根,因外形丑陋,像乌鸦的头,所以叫乌头。乌头是一个大家族因生长环境和区域不同而分了很多类别。乌头入药很早,也是中医处方中的常用药,自古以来在回阳救逆和温经散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历朝历代对乌头都很重视,社会需求量较大,野生的不够用就进行人工养殖。宋朝时期养殖规模已经很大,全国各地都在养,正所谓行行出状元,四川人养出了名气,并有了自己的品牌叫“川乌”。川乌行销全国各地,身价陡增,以至于成了人工养殖乌头的代名词,全国不论哪个地方只要按四川人的养殖方法和加工炮制方法生产出来的乌头都叫川乌。人工养殖的乌头与野生乌头外形有些差别,人工养殖的白胖,野生的黑瘦,两者作用相近,但野生的毒性更大,为了以示区别把野生的乌头叫做“草乌”。乌头在地下生长的块根上有时会生出侧根,人们叫它附子,就是爸爸和儿子的关系。两者药性相似但爸爸乌头侧重于祛湿散寒,一般风湿性关节炎或半身不遂常用;儿子附子侧重于回阳救逆,多用于大汗淋漓、四肢阙冷、脉微欲绝的亡阳重症,而且毒性也略小一些。如果乌头不生侧根,成为鳏寡孤独反而更值钱,那叫“天雄”,其实药性与乌头无多大差别。乌头所含的乌头碱是有效成分也是毒性成分,毒性巨大,主要涉及器官是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中毒者表现为表现症状为口舌、四肢及全身发麻、头晕、耳鸣、言语不清及心悸气短、面色苍白、四肢厥冷等。同时也有腹痛腹泻等消化系统症状,因此也被称为“断肠草”。乌头的解毒剂是豆汁或豆腐,这也是无意中发现的。传说有个医生拿了块乌头,到开豆腐坊的朋友家做客,顺手将乌头放在豆腐缸边,就喝酒去了。回家后才想起此事,惊出一身冷汗,赶紧到豆腐缸前寻找,最后在缸里捞出泡的发白的乌头。但惊奇地发现吃豆腐的人都安然无恙,这豆腐就成了乌头中毒的解药。

除了以上几种名气较大的外,大戟、白屈菜、夹竹桃、天仙子、密蒙花等多种药材因有类似的胃肠道毒性反应,也被当地人称为“断肠草”,但不被广泛认可,在此不做详细介绍。

作者简介

孟德胜  男,医学博士,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现担任重庆药学会副主任委员、重庆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副主任委员、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评审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直属单位药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军药学专业委员会医院药学分会委员、全军药学专业委员会临床药学分会委员、全军药品监督管理员、国际GCP专家库成员、《中国药房》杂志编委会副主编、《中国药师》《药学实践与服务》杂志编委。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攻关项目、企业合作课题、校成果转化课题等多项科研项目。以主要成员参与完成国家、省部级课题及新药临床试验项目10余项。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申请国家专利1项。参编《门诊外科学》等专著/教材。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SCI收录论文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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